请河源市新闻记者要通过什么方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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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对四川地震中新闻媒体的表现作出评价

地震以前所未有的迅速、公开、透明的报道，形成民众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反映了国家的开放和民族的自信。1、第一时间第一反应。这些快速、及时的报道。使13亿中国人乃至全球的目光，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在汶川这个小小的山地县城媒体。搭建了灾区孤岛与世界之间的信息桥梁．形成人们第一时间了解灾情的信息网络，在交通中断、通迅中断、抗震救灾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些报道成为最高领导层抗震救灾的重要参考。2、公开透明击破了谣言抚平恐慌。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只有掌握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才能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对于救援工作的报道，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党和政府全力以赴抗震救灾的坚定决心，更让灾区人民感到了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怀；对于地震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新闻媒体也没有隐瞒，而是敞开天窗，阳光运作，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新闻媒体及时准确的声音，权威、透明的信息很快驱散谣言，抚平恐慌，安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3、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加速了救援，为政府和民族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尊重。二、对人的尊严报道达到历史最高，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安宁带来力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在前期主要是以报道被救者为主， 更多的笔触和镜头。对准那些在灾难面前勇敢坚强的普通人，聚焦人的命运，颂扬人性光辉。1、“原生态”报道呈现灾难的残酷与惨烈。2、人性化表达闪耀生命至上的温暖光辉。在前期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坚强、勇敢、爱心、团结这些字眼跃动在报道的字里行间。三、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心，媒体社会责任在灾难中升华突发事件的发生，既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媒体社会责任承担能力的检验。在这种考验中，媒体的每篇报道，都直接呈现其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正是对整个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精神洗礼。1、彰显记者职业精神。他们为大众传递的却是最前沿、最贴近的信息，更是在大灾大难中见证了人性的光辉，见证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经历着如此灾难的记者，不仅具有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把个人与民族融为了一体，把民族的悲欢离合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2、以人为本创新报道。这样的一次大事件，是对全国媒体的实务和理念的一次大考量。我们同时看到，整个抗震救灾前期报道层次十分丰富：核心是灾害，第二层是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第三层是专家解读，解疑释惑；第四层是社会动员以及核安全、环境污染等其他灾害的预防话题。显得表情丰富图层丰满．有效恢复着社会公众对媒体的信任。3、公益作为彰显媒体爱国情怀。这种“社会责任承担者”的勇敢担当，必将有效助推媒体脱离惯常为大众所诟病的低俗和庸俗，于报道中产生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唤起国人更多的浩荡热情，更多的昂扬斗志。

影响之一，今后，重大自然灾害以其蕴含的巨大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新闻报道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随着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内新闻媒体将加大对事件性新闻、灾难性新闻的开发力度。。危机传播方式的改变，将引起媒体本身的地位、性质、功能、格局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革。影响之二，重新诠释灾害报新闻报道中领导人的形象。在成功的案例的启示下，政府公共关系将受到高度重视。影响之三，推动中国传媒更加注重为现实的迫切需要服务，为危机的处置和应对服务。自然灾害中媒体的角色，主要是减轻受害者的困难，并为当局提供“后勤和信息”需要的建设性角色。影响之四，这次抗震救灾中新闻报道，将成为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政府信息资源的流动，推进信息的及时公开，增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透明性，更好地满足曼众在突发事件中的知情权，进一步确立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原则，优化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社会、政策和舆论环境，提升国内媒体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策划与报道能力，提升我国政府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水平。

近日，美国《国际日报》发表题为《也该表扬表扬媒体了》的评论文章。文章赞扬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冲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新闻记者们，他们不顾辛劳和危险,及时、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了灾区的情况。越是在突发的大事件面前，越能体现一个媒体的综合实力，也越能凸显媒体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但也不是所有媒体人的所有表现都尽如人意，特别是用职业道德来考量他们的行为的时候。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和救援大军同样迅速挺进灾区的还有我们的记者大军。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主人公出现在多个不同媒体的不同报道中。可以想象，有的典型人物经历过三番五次的采访。狂轰乱炸式的发问令身心疲惫的救援者、失去亲人的受灾者、被困废墟的幸存者，不知如何作答，有的采访甚至干扰到正常的救援和治疗工作。近日，教育部明令，杜绝对同一个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避免对学生心理造成再次伤害。

其实，不仅未成年人需要这样的保护，所有在灾难中身心受创的人们都需要理解和抚慰。中央电视台某记者有一段现场报道，她在上万灾民的安置现场介绍当时的情况，随后说，面对刚刚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灾民，她实在不忍心再去采访他们，再让他们去回忆那一幕幕的惨剧。大灾过后，记者的适可而止，有所不为，不去打扰，可能是对经历了巨大灾难的人们最好的慰藉。

北京电视台记者马国颖在九洲体育馆采访时，一个老妇人误把她当成了失散的女儿，抱着她痛哭起来。当老妇人清醒过来发现认错人时，马国颖耐心地询问老人女儿的情况，尽管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她不能完全听懂，但马国颖知道，老人需要的是倾听，之后，两人抱头痛哭了许久。北京电视台记者罗嘉在都江堰采访时遇到许多学生，由于地震造成通讯一度中断，他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家人的消息了，罗嘉看到学生们寻亲心切，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又供不应求，于是就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他们使用。心理专家在得知这两件事后，认为这是很好的心理干预的方式，我们的记者利用职务之便，帮到了受灾群众的忙，也可以说是直接参与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

至今，新闻理论界仍在争论：在新闻事件当中，记者应作为旁观的记录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笔者认为，在性命攸关又力所能及的时候，记者就要毫不犹豫地做一个参与者。人们唾弃打着忠于职业幌子的冷血者。人们希望看到更多新闻战线的热血男儿，哪怕他在新闻播报台上落泪。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的人。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这是所有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永远不能忽视的。

（作者为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主编）

（文章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

对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楼地也做了比较主流的阐述，我这里就借用他人成果，从另一个方面看地震报道，算是希望给楼主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吧，

传媒研究震灾报道：谁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上官本寂

汶川地震延续至今，新闻报道仍在继续。就我个人的看法，真正的震灾报道早就结束，甚至我更倾向于认为：可靠的震灾报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们并不存在，而原因在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云集。我也认为地震留给真正报道的时间极其短暂，对于缺乏职业准备的新闻界而言，报道的窗口期倏忽即逝，大概不会比救人的黄金72 小时更长。就这场新闻战的呈现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

同时，我也希望为新闻界辩护，比如写一篇《论汶川地震的不可报道性》，来为我们所有的失望找到出路。确实，我们一定感受到报道以外的力量又在如常运转，它们将一贯的法则加诸媒体。我们无法超越，而受其影响，谈论灾难报道的专业主义更像是一种奢望。但我希望列位不要为悲伤淹没，进而轻易原谅自己的不作为。大事件中有缝隙、有本可凭依的线索攀附，问题是我们怎样失去了它们？

从地震报道总结出一二三四的意义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陈词明显偏颇。我们从来不缺乏赞美，而且不合时宜的赞美太多，反而发展成了莫衷一是的反对力量，所行的竟然是阻挠之义。即便站在新闻界的立场上，我更想提醒的是，这一次的大地震并不是我们的“报道对象”，它的历史不由新闻编织、不由记者书写。基于不可靠的叙述，汶川地震史排斥了我们。我们一旦抛弃历史，也会被历史所蔑视。

而这一切，始于不可靠的叙述。它是我们挫败的源头所在，是地震史之所以不被清晰认知的缘由。震灾新闻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借此，不可靠叙述以同样惊人的效能蔓延。新闻超越了历史，跑赢了历史，大有以新闻取代历史的趋势。仅从职业角度来说，不可靠的叙述演变成破坏力量。当然，如果不以历史为参照物，而是以填充版面、丰富记者生涯等等为目标，我的这个看法可以忽略不计。

新闻报道与地震史的误会

汶川地震的历史从它爆发的那一刻诞生，迅即笼罩中国新闻界，后者在慌乱下反应迅速，尽管无准备也是显而易见的。是的，这次地震不同于我们遇见过的所有案例，灾难本身的空间和复杂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新闻事件。新闻界没有这样的演练，无论是向灾区派员还是后方报道，一切都是出于本能。震灾史骤然到来，惯常的新闻文体都不贴切，新闻界很难找到恰当的姿势。

震灾本身的特性阻碍了新闻报道，假如媒体以此来宽慰自己，理由也是成立的。地震的后果弥漫在逾10 万平方公里的山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既有秩序被全盘打乱，陷入灭顶之灾。地震史甫一展开就是一个巨量的构件，超过人力的可控范围，并且在无数的点上复制、累积、爆发。面对这样的境地，新闻确实苍白无力。“灾难不是新闻”，这句话不再是反讽，而是事实。震灾史不可描摹，它不可知。

出于种种可见的原因，震灾报道下意识地与救灾融合。这是第一个歧路，震灾史就此与大众媒体（记者）发生了最初的离别，地震史的迷雾开始显示自我遮蔽的效用，不可靠叙述的大门打开了。换言之，报道的依托限制了它的视野和步伐，救灾受阻亦即意味着报道受阻。救灾进程的推进前锋略先于报道，新闻实际上被矮化了。若在平常，这是不可原谅的，可在此情形下，原则还适用吗？

我坚持认为在地震的紧急状态下，新闻报道存在一个出产最好新闻的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上，自由报道是可能的，对灾难史进行原型叙述也是可能的。不过，因为上述情况，新闻界对这个窗口期来不及作有效反应。窗口期关闭，这约等于自由报道的结束，也宣告了原型叙述即将转入艰难时期。叙述上的不可靠先于文本，这是新情况，似乎证明震灾报道从一开始就难稳固。在记者施展才华之前就宣布“作者已死”，真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连冷漠如我者也觉得唏嘘。

据此，震灾报道与汶川地震史是一个误会。即便我们有充分的需要让前者做得更多、更出色，可两者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遭遇了错误的相逢。进一步说，后者是万古长空，前者是一朝风月，新闻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不过，出于叙事理论从不放弃文本的美德，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具象的报道，在不考虑历史建构的前提下，看看不可靠的叙述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们的现实待遇。

不可靠新闻的渊源

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在劝降读者的眼泪，或在主观愿望上迫使别人悲伤，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弱水三千，惟取一瓢饮。假设震灾报道必须要挑拣材料，一定要一叶知秋，那在地震史与新闻的第一个歧路之后，新闻报道又该何以自处，或者说究竟要向谁负责？以此类推，歧路之后是更多的歧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框架被分解，我们在这里得到自己期望的，也失去我们想要的。

新闻界中可靠的叙述者是指理性的、展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在他们的新闻产品中，语言成为反映真实世界的中介。自然地，这里所谓的“语言”包括版面语言在内的大众媒介的话语形式，它是多样的，但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指陈真实的图景。可靠者如斯，进而可以对照这一线索测量震灾报道中不可靠的叙述者。进一步地推断，我认为有两个体系是检验不可靠叙述的标准，简言之，一为真相，二为真理。

请原谅我在此提到新闻中的普世价值，但我申明不是真相或真理的代言人。理想若此，引为旗帜而已。真相作为其中之一的测量体系，意思是震灾报道要与真实的灾难史相兼容，不粉饰、不说谎、不删减、不漠视。不可靠的叙述首先是失衡的叙述。要知道，通过大众媒介看世界的代价之一就是看不到完全的世界。地震史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新闻的视域，本来就皇皇而不可见，再加上有意的删节，由新闻构成的震灾史版本实在无滋味，是了无生气的“洁本”。

在我们熟悉的业内话语中，不可靠的叙述者相当于是洁本的制造者。至于为什么要行洁本之实，原因简单。不过这原因既不是底线，也不构成原则，不值得在这里展开论述。但有一点，作为记者，绝不能让受众运用想象去弥合你的报道与真实之间的不一致，新闻不是扔给读者自己去补救的补丁程序。我也承认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但这不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保护自己的十字架。

震灾报道在新闻界是相互印证的，尤其是在网络化传播的今天，不可靠叙述要接收各方面互证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可靠的叙述不会完全依照叙述者的意图，真实的震灾史或多或少地揭示它的虚伪。这就转向了不可靠叙述的第二种参照体系，即大历史的参照框架，涉及到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论。因为存在着阐释的权力及策略问题，这一体系的复杂性被加重了，是用（不）可靠叙述来批评震灾报道的难点。

就可靠的叙述而言，新闻观及新闻界的历史观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它们预设了一些禁区，但又在地震报道实践中发生各种性质的作用。报纸或网络上那些不可靠的叙述，体现了当下的显性选择，其实更隐射了新闻媒体的史观，比如它的曲折，它的晦涩，总之是它的可变性。灾难带给我们的无力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种无力感的深处，是否每个记者都能体认到另外一重无力感呢？

不可靠叙述是可耻的吗？

震灾报道过了黄金期，很快被纳入日常管理的轨道，在新闻上表现出徘徊不前，报道失去了进程感、时间感和使命感，开始变得庸常。对震区情形的“重复报道”推动了不可靠叙述的自我繁殖，震区报道成了被控制的过程，从此，汶川地震的灾难史完全脱离了媒体讲述的众多可能，带着失望，绝尘而去。可以说，新闻对地震空间和时间的关注一并降低，有另外的力量介入历史章节的写作。

不能否认，不可靠的叙述仍预订了一种“叙事交流观”。它由记者、读者（受众）和新闻文本三个主体交互对话产生，这点与可靠的叙述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不可靠的新闻报道也会制造出意义，实证信念，亮明态度，推销自属的价值观。无论国字号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本次地震报道有太多不靠谱的，但它们是否全部都是垃圾？不是的。它们有着自己设计好的价值，它们的不可靠叙述散发了不可靠的信息，也有解读的必要。

对于地震大历史，不可靠的叙述没有什么解释力量。但通过以上这么多的陈述可以知晓：不可靠的叙述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历史，不可靠叙述的出处实质上就是不可靠叙述的方向。因此，地震报道的不可靠叙述者并不孤单，甚至我认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写作，有一个隐含作者藏在他们的笔后，演绎的是双簧；这样，真实作者实际上被占领了，犹如地震史已被占领一样，真实作者的能力和职业缺陷不重要了。

因此，在不可靠叙述者看来，地震史不值得特别重视，它对职业和新闻界潜在的正向价值就被推翻了。他们“重视”的是那个隐含作者的影子，而非重视地震本身，因而可靠叙述中的人道就泯灭不见，他们给这些安装了自以为是的意义。

要申明的是，我绝非为了丑化不可靠叙述者，他们是媒体生态圈中常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有势力的一部分。查明不可靠叙述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不可靠性；乃至于，他们自认为是主流的叙述，他们也不会认为设计出来的不可靠信号有什么不妥。无论可靠与否，地震报道都在各自建构意义和历史，两者也会相互视作是异端。

道路就在那里，就看叙述者如何选择而已。当然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选择，这往往证明传播学上的某些理论并非造假，也指明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说法中浓厚的悲观：既然历史无法还原，还被涂抹成另外的妆容，那么我只能不相信硬要我相信的历史面貌，我会根据自以为可靠的细节小心翼翼地拼凑“我”的历史。

记者跌进群众的漩涡

我曾经说过“为新闻界降半旗”的话，是因为全中国最好的记者聚集汶川，但竟然没有多少好报道。而报道中言行不一、事实割裂、虎头蛇尾的矛盾比比皆是，但听不到对文本的有效批评。我希望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记者是如何被地震史拉入进去，他们悲伤失态的原因何在，他们又是怎样疏远乃至仇视地震史的真容，进而用不可靠叙述支配着当局者迷的憾事。

显而易见，不可靠叙述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是读者，是群众！这点对理解震灾报道特别重要。可以把汶川地震灾区当作一个巨大的城，地震发生后，群众骤然分成城内和城外两大群，既分隔又同声共鸣。记者是可以进出这个城池的特殊人群之一，因此将兼具城内外群众的特征。我更愿意说，记者的独立性在这样的群众集结下崩溃了，跌入了群众的漩涡，成为群众的一部分，不可靠的叙述从群众开始。

地震报道是中国新闻界没有遇到的，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新闻面对的是一个从未遭遇过的对手，二是记者必须要在群众情绪中跋涉。尤其后者，叙述的可靠性与记者挣脱群众特征的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如果不能估计到这点及其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叙述的可靠与否必定会被普遍否认。记者、新闻文本和读者三者中，作为读者的群众无限制膨胀，促使三者的循环互动激烈而偏执，叙述走向了变形。

汶川地震以其重大的毁坏性席卷四川。一霎那间，巨大的悲痛感传遍中国，阶层、职业、年龄、地域等身份差别统统以光速取消，群众诞生了。而此后的万余次余震，每一次都起到凝聚群众、吸纳新群众的作用。震区之外，群众的焦虑无以复加。地震被立刻当作敌人，一种感同身受的巨大悲伤以及受迫害感控制了群众。群众忧愤，正如卡内提所言，他们“可以无情地行事或者充满好意地行事”。

群众对震灾报道的叙述方式形成了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接受能加重悲伤的报道，因为这能强化群众的受迫害感。任何试图忠实现场的报道都被群众视为阻碍，当作新的敌人去仇恨。群众像攻打阵地一样攻击类似的报道和报社，即便这类报道稀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攻击性的群众拓展了不可靠叙述的生存空间，他们对可靠叙述特别敏感，每个人都想参与到对可靠叙述的“杀戮”中来。

群众从不可靠叙述中“看见”自己，从对每一篇不可靠叙述的“杀戮”中也看到自己。群众暂时性地抹平一切社会矛盾、裂痕和断裂。这时，记者出现了。他们从城外的群众中纷纷“挤入”城内，成为灾区流动性群众的一分子。记者成为沟通城内外群众的桥梁，他们的震灾报道成为群众蓄积敌意的最充沛源泉。此时，对地震史的还原式记录被当作外在的攻击，群众用打倒它们的办法使自身更强大。

不可靠的叙述者又获得了机会。显而易见，无论是出于对群众意愿的认同，还是出于书写的便利，不可靠叙述都是更安全的。甚至，当群众被有意引导着壮大，被引导着捕获攻击目标时，记者的不可靠叙述有可能充任不光彩角色。我是说，存在着躲在群众背后、以群众伪装自己的隐含作者，它们尤为可怕。

无可聊赖的后记

事已至此，我无法掩饰自己矛盾的心态。我希望汶川地震从未发生过，我更希望震灾报道没有这么滥觞和阔大。如果震灾报道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么热烈，我想并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动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那些像恶梦一样纠缠的事情不会因此发生。媒体集体冲破一开始报道的禁令，现在看来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对震区的疏远有助于抗拒群众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可靠叙述的产生。从这一点考虑，我觉得南周比南都更幸运，出版周期帮了他们。我敬佩那些以冷静、客观再现震灾史的记者。他们为数稀少，与声势浩大的群众相比，显得极其不合时宜。震灾报道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中国大事件，令人担忧的是，新闻媒体越来越摆脱不了群众运动的叙述背景，甚而，群众成为左右事件和记者媒体的“主角”。

可靠的叙述只能生长在正常的言论环境。在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实现隐含作者的特定计划时，不可靠的叙述者只会越来越多。

最后总结一下陈词。用叙事学的一些概念来铺陈我对震灾报道的看法，老实说，或许因此产生的逻辑不那么严密，但确实让我无法乐观。可靠与否的记者叙述是一个坐标，地震史是另一个坐标，周期性生成且一直环伺的群众是一个坐标。以新闻为由头，群众正被灌输更多的不安全感，借此驱动群众的紧张及持续的杀伤力。群众正被某些人赋予一种激进的期望，但谁有绝对把握说那不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