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邀请。
已经受邀回答过类似话题了。再被邀请，不胜荣幸，那就转换角度，加点新料，再答一次。
一，《山海经》是本很古老的书。“老”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成书于公元前两三百年之前，或者还要早。
司马迁公元前100年前后开始写《史记》，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过《山海经》了。而且，他不是浮皮潦草地翻阅，一定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不然，他不会专门在《史记》里讲到，他为何不把《山海经》的记述写进《史记》。这说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说：“《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翻译成白话文是：《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山有二千五百余里高，是日月相互隐避和各自发出光明之地。昆仑之上有醴泉和瑶池。”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从什么地方能看到《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说的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里所记载的怪物，我不敢说。
这也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对所依据的材料，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另外，他没提到《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二，还可以证明《山海经》既古老又著名的一点，是司马迁出生时距秦皇焚书仅几十年，写《史记》时也仅百余年，但当时先秦的典籍已经极度稀缺。
能了解到六国或更早的文献，只有两条线索，一是今文经学，这是靠授业学者口口相传，然后由学生以篆书记录而成的古文献，主要是儒家的《六经》；第二，是藏于孔府墙壁等处，躲过秦廷搜检的古籍，这样的书籍以六国文字写成，形成了古文经学。
恰好，司马迁既跟随孔壁藏书的伏生，以及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又拜今文经学巨儒董仲舒为师。不论司马迁从哪个渠道读到了《山海经》，能被人背诵下来的一定是重要书籍；能藏于孔壁的也肯定是书中精华。总之，《山海经》这本书很不简单。 三，最早提及《山海经》作者的，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他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后来改名叫刘秀，不过，此刘秀非彼刘秀。
刘歆比司马迁稍晚几十年，在儒学上很有造诣，于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亦为大家。
他校订了《山海经》，然后给汉哀帝上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他说《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等人。
比刘歆稍晚一点的东汉王充，接受他的说法，在自己的《论衡.别通篇》里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止，以所见闻，作山海经”——他说执笔写《山海经》的主要是伯益。
东汉还有一本很厉害的书，是赵烨写的《吴越春秋》。里面说：“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四，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山海经》的不少，对刘歆所说的作者，臧否参半。不过，近代学者基本不认同这个说法，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
1，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卫挺生，在《山经地理图考》一文中说，《山海经》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制定的地理勘察纪录——邹衍是《山海经》作者。他又在《燕昭王之（大帝国）巨燕考》和《驺衍子今考》中做了进一步论证。 2，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他写了《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做论证。
3，台湾学者史景成认为，《山海经》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的局势下，应运而编纂之书。他写了《山海经新证》。
4，在这些人之前，清末的大学者郝懿行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他为郭璞所注《山海经》作了详细笺疏，并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tè）；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yuán）师辨其丘陵坟衍邍陉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冗氏、翨（chì）氏、柞氏、薙（tì）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niè）——他的意思是说，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等。《周礼》中，专门记载了邍、翨、薙这些分管官员的名字。
五，前面说的这几种观点，皆有其依据和考证。综合起来，确定《山海经》由谁创作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1，《山海经》成书之前，其内容已口头传播了相当长时间；正式调查纪录形成文字的，应为周朝王官，或诸侯职官，其中史巫亦为重要人物；其后，历经邹衍及其后学，包括史巫、方士之流秘观、改编；并且在形成系统文字过程中，与楚国有关。
2，《山海经》所包含的如此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衍或者他带领的燕国探勘队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居于南方的楚国史巫能深入各国、远方及外围可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舆情，只有周朝中央政府的世袭王官，才有可能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至少《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
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洛京畿为首，那是唐虞夏历代都城所在，也是周朝政治中心，为天下之中，非一般人能够进入并掌握其舆图；从书中可知，纪录《北山经》、《西山经》，是自京洛为中心向北、向西放射性展开调查纪录。
其次，书中记载的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皆与《周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显然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师集团担任，不可能出自诸侯国某些人之手。
再次，对于周朝的远方边裔，是需要“任土作贡”，向周王室“书面报告”，再由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所贡舆图予以保存，周王室靠此掌控海内外舆服情形。也正因为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书中不同部分，才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情况。 3，后来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强大，慢慢也有了掌握更多地理舆服情况的需要，且各自的行政班底日益完备，也有人开始职掌纪录地理舆服，于是出现巨燕、大楚从自己角度的记载。因此书中甚至出现以“西周”为称呼的字样。这样的内容，应为诸侯国纪录的国家档案。
4，古中国具有东、西两大神话体系，在《山海经》中俱备——炎、黄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由此保留了早期西北的神话资料；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是另一大宗，书中占了不少比重；另外，周朝统一后，殷商文化并未彻底沦没，书中保有其部分资料；还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载于书中。《山海经》体现的这种神话体系纷然并陈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非由有能力的政府一级而无法搜集；另一方面也说明聚集本身是一个过程。 （王子朝奔楚）
六，近些年来，关于王子朝奔楚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深受宠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未及立王子朝为太子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王子朝击杀姬猛自立为王，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于是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
这件事，是春秋晚期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楚本苗蛮，但自此以周王室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核心文化，南迁下行，使楚国文化一下丰富多彩起来。
而且，周朝典籍分散传播，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其后的诸子百家争鸣。不然，何以楚地出土各种简帛最多，且突然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文化大盛。
同时，这件事也还涉及周朝史官老子的去向之谜；以及作为周王室档案的《山海经》的流失并至后来辗转于楚、燕，兼收并蓄，成为奇书。
王子朝奔楚，当在公元前515年前后，与老子、孔子同时。《山海经》成书，约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书之间——即战国晚期形成《山海经》的原形；后又经汉代多人整理，成为流传至今版本。这个时间，与王子朝奔楚是契合的。
好消息是，在原来的楚界内，发现了名为“不见冢”的大片东周墓葬，随着保护及发掘，或许能够解开王子朝奔楚之迷。 （可能是“不见冢”的东周大墓遗址）
现在看到的《山海经》，三万余字，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组成，总共十八篇（卷）。这个篇目，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汉成帝时尹感校订的仅为十三篇；哀帝时刘歆（刘秀）删汰、校订、合编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是前一个版本。至今流传的，是晋代郭璞整理注释的版本，原来为二十三篇，后出的改为十八篇。明代杨慎对郭本作过补注；清代郝懿行又作笺疏；毕沅依郭注重新校订，博采书传，被称善本。
（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