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这场革命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当日所列举的那样：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第二次革命”的定位源于改革开放深度影响世界。过去40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第二次革命”定位源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需求。在走过40年辉煌历程后，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扩展资料：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对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表述，向世界明确宣示了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不仅存在于领导人的政治宣示，更是通过修改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二次革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改革开放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为何把改革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的。
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制度的性质，而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作为一场革命，它不是要真正革制度的命，而是要革窒息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严重妨碍发挥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基本制度的否定。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体现的是量变，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讲的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
把我国今天进行的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同我国的第一次革命相对而言的。我国的第一次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造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次革命的结果是，改变了旧社会的基本制度，建立了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把它转变为国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后来，我们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经济基础。到了这个时候，我国已经建立了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第一次革命的实质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改变旧社会的基本制度，建立社会的基本制度。
在基本制度的变革完成以后，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了，它逐步地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转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原来的社会体制，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所以，第二次革命是完成社会基本制度革命以后，进一步完成社会体制变革的这样一种革命。
把改革叫做第二次革命，还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既然改革是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涉及到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必然要带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所以，发起改革，是有风险的，因而也是大胆的。但如果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
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的路子。”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体现的是量变，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讲的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可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过程。
实践证明，许多重大的改革的成功，如在农村实行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体现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的正确性。
如何才能完成好这第二次革命呢？邓小平于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又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农村的改革三年见效，包括城市、农村在内的全面改革更复杂了，我们设想要五年见效。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 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有人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我们自己心里是踏实的。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不久前，我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执行开放政策时，强调了理想和纪律，这是必要的。有人认为，中国谈理想，是否意味着要收了。不是这样。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总之，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的路子。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制度选择，后者属于政策选择。改革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制度的性质，而是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作为一场革命，它不是要革制度的命，而是要革窒息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严重妨碍发挥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基本制度的否定。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改革是在制度自身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完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也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和第一次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而言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调整，它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同时，改革也是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而且是长期的。从这一点来讲，改革同过去的革命斗争一样，必将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我们非得有革命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韧和毅力投身于改革不可。同时，还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