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哪些政府部门门口有武警站岗啊？
（一）国家规定的警卫对象、目标和重大活动的武装警卫；
（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设施、企业、仓库、水源地、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通信枢纽的重要部位的武装守卫；
（三）主要交通干线重要位置的桥梁、隧道的武装守护；
（四）监狱和看守所的外围武装警戒；
（五）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重点区域、特殊时期的武装巡逻；
……
第十条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部署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什么地方有武警守卫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惯例决定的，也受制于当地警力，不是以“级别”一刀切的。在《武警法》中并没有规定什么级别不能由武警守卫，在地方上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原先没有设岗的单位也会增加守卫。
武警部队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具体哪些国家部委需要武警站岗，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确定，依据不对外公开。确定后名单交武警总部，由武警总部向北京市武警总队下达任务，具体由北京市武警总队执行。
“向哪个单位派武警，与单位的重要性和敏感程度还是有关的。”一武警守卫单位的主要领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例如，像新闻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多有武警站岗。
中央新闻媒体中，正部级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副部级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也是武警24小时执勤。广电机构由武警守卫现在已是普遍现象，不仅在中央层级，各省级电台电视台也都是武警守卫。
公检法，电力，各级政府，党委，航空工业，还有一些重要的大学，等等
省、市一级的党委、政府、安全厅，军区不是武警。
县级政府内及以上权威部门
副部级或以上政府单位
战地记者报道属于生活情境吗
战地记者在最为危险的战场环境下开展新闻报道活动，需要承受专业主义、生存危机以及伦理挑战等多重压力，容易导致心理创伤，影响其身心健康。本文从创伤新闻报道的视角入手，分析心理创伤的类型与危害，并从个人防护与媒体机构支援两个层面分析如何开展好战地记者的心理防护。
关键词：战地记者；心理创伤；心理防护
战地记者是指在战场上开展新闻报道的记者。战场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战斗发生地，从广义上可以看作是发生战争的地区，即战区。此外，有观点认为，无论是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只要亲临现场报道的记者都可称为战地记者。战地记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职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报显示， 2006年到2018年，全球共有超过1000名记者殉职，2017年首次出现超过55%的遇害记者是在非武装冲突国家遇害的现象，但对杀害记者的元凶进行惩罚的案例仅占十分之一。2019年截至10月底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记者因报道立场受到伤害比例却显著上升。战地记者承受着新闻报道、生存危机、伦理挑战等多重压力，容易导致心理创伤，影响战地记者的身心健康。本文将从创伤新闻报道的视角入手，重点分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战地记者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预防措施。
一、创伤新闻报道与战地记者心理创伤
创伤新闻报道是指新闻媒体以社会新近或正在发生的创伤性事件为对象进行的新闻报道活动。而创伤性事件则是指超出一个人的日常经验范围 ，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伤害、暴力威胁或真实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在创伤新闻报道中，冲突性报道与负面新闻占据主导，主要涵盖战争、灾难、暴力、事故、种族、虐待等。战地记者所从事的战地采访和报道属于创伤新闻的范畴，容易导致其产生负面情绪乃至心理创伤。加拿大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战地记者比普通人遭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3倍多。在4个战地记者中，至少有1个接受过战后心理治疗。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140名至少参加过一次突发性战争报道的记者同没有参与过任何创伤性报道的107名记者分别进行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测试。结果表明，经历过战争报道的记者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测试得分上显著高于对比组，战地记者中有20.2%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10.1%达到抑郁标准，19.8%患有其他心理疾病。美国战地记者安妮斯考特・泰森回忆自己遭受心理创伤时描述到，曾一度精神恍惚、时常哭泣，不愿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和有关军队的消息，难以忘记在战场看到过的无数尸体，只能靠一些极端行为来忘记精神上的痛苦。
弗洛伊德曾对心理创伤下过定义，他指出，“如果一种经验在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了高强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那么，这种经验就是创伤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创伤是指因为遭遇灾害或事故等悲惨事件，并目睹现场的惨状而产生的心理反应。主要的心理创伤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急性应激障碍、忧郁、罪恶感等。在这些心理创伤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灾难后1个月内当事人最容易诱发的心理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主要症状包括噩梦、性格大变、情感解离、麻木感、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在各类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心理创伤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最为严重、致残性较高，也是比较难以治愈的一种精神障碍。如果战地记者遭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后没有得到及时干预和治疗，可能导致丧失工作能力、性情发生变化，甚至出现自杀的倾向。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王义强就曾指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人的危害不亚于癌症和艾滋病。”战地记者在战场环境中不仅要承受枪林弹雨带来的致命威胁，还要忍受艰苦环境、采访任务、采访伦理等多重压力，心灵的伤痕与身体的伤害更加难以修复，需要引起战地记者个人、所在的家庭、媒体机构以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战地记者产生心理创伤的因素分析
美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将战地记者列为世界上继阿拉斯加捕蟹人、煤矿工人、伐木工之后第四种最危险的职业，指出危险程度大于排雷工兵、航空母舰甲板工作人员、战斗机试飞员等军人职业。不少保险公司甚至以战地记者的职业风险过高为由拒绝为其承保。从传播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容易导致战地记者产生心理创伤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的压力与威胁：
（一）环境压力
战地记者身处战场环境，首当其冲的是环境带来的压力。新华社著名的战地记者唐师曾对于战地采访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战场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等待的时刻，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发生爆炸或者枪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跑，是一种综合起来的茫然虚无。”新华社战地记者聂云曾深入阿富汗战场一线进行报道，在被访问谈及环境压力时说道：“吃住等方面也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一进去就是孤军作战。吃没吃的，喝没喝的，一切全靠自己想办法。幸亏我们和北方联盟的关系搞得不错,经常能搞到一点吃的。但是蔬菜是绝对吃不到的。我们住的地方并不缺水，在我们住地的周围就有河流,但是却没有洗澡的条件。因此我们进去十多天就不得不撤回来。回到国内以后和那时一比，感到现在简直是在天堂。”除了生活环境的压力外，如何寻找通讯设备与信号实现及时发稿、如何寻找临时避难场所、如何制定详细的撤退路线、如何同当地的民众进行沟通等，都会增加战地记者的工作压力和生存压力。
（二）死亡威胁
对于战地记者而言，容易导致心理创伤的最大威胁来自目睹死亡以及自身面临的死亡威胁。从历次战争中战地记者的死亡案例可以发现，战地记者面临的死亡威胁既有传统威胁，也有新兴威胁；既有不可预测的威胁，也有蓄意为之的威胁。在这些威胁中，除了误伤之外，战争的不可预测性对战地记者的伤害较大。“在战场上采访时，真正的危险是遇上一个手拿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而又碰巧心情不好的十几岁的少年。”战场上的简易爆炸装置（IED）、地雷、炮弹流片、汽车炸弹等都会直接威胁战地记者的生命，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就是采访途中不幸踩上地雷而献身。此外，战斗结束后的暗枪暗剑对战地记者而言也是极大的威胁，因为战后往往处于无序的状态，失败的一方往往不遵守任何规章和规则，记者受伤害的风险大大增加。
战地记者在战场上除了要面对随机的威胁外，还要面临交战方的蓄意谋害威胁，这已成为战争之殇。当前，战地记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战地记者对于战场情况与态势的报道往往会影响国内国际舆情，甚至影响战争的走向。为此，交战双方为争夺话语权，可能有预谋、有针对性地对记者实施绑架或胁迫。近年来，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战场上，一些不受约束的恐怖主义分子、无政府组织、犯罪团伙等，看重了战地记者的“轰动价值”，借由绑架和谋害战地记者达到报复、交易或传递特定声音的目的。
战地记者除了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外，长期目睹身边同事、战士或当地民众的伤亡也会加重其心理创伤。Feinstein等学者对28名战地记者进行结构访谈显示，几乎所有人都遭到过多次枪击并且有3人受伤；有3人目睹亲密同事在共同执行报道任务时身亡；2人遭到敌对势力组织的模拟绞刑；2人经历过因飞行员被击毙而导致的飞机失事，随后还遭到袭击者的抢劫；还有2人的亲密同事在战地自杀；等等。此外，在战场环境进行报道的时间越长，罹患心理创伤的几率越高。不少欧美媒体的战地记者常年在战火一线进行采访和报道，他们平均的战地报道时间为15年，长期且反复暴露在心理创伤事件中，容易导致心理创伤的叠加效应，甚至导致部分战地记者终身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困扰。
（三）专业压力
格雷戈・麦克罗林在其著作《战地记者》中这样写到，“战地记者除了要面对死亡威胁之外，还要承受来自军事、政治、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中最主要可能是如何更加审慎地评论和分析战情，也可能是关于自我检查的问题和接受限制他们行动的规定的问题，甚至可能是如何在纵横交错的信息中辨别并报道事实。”对于战地记者而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遭遇到内容审核、交战双方的信息封锁、战场上的假消息以及“嵌入报道”可能带来的视域狭隘等问题，都会考验战地记者的专业素养。对于新闻审查，著名的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就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战争当中，宣传的力量很大。在战场上，写下你看到的，那就是真相。战争的真相就是记者看到、纪录、拍摄的那部分，剩下的主要就是宣传和谎言。所以记者的诚实非常重要。战争中你可以接受新闻审查，这没什么理由可讲，就像美国、英国，所有国家政府在二战中都有新闻审查，但必须是明确的审查，让公众知道他们看到的不是全部。”战地记者面临信息封控、信息诱导乃至信息欺骗时，如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如何平衡国家、军队以及个人利益等都会困扰其心智，影响其对新闻报道的价值判断。
（四）伦理压力
战地记者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时还容易面临各种伦理困扰。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赫特韦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作为摄影师，最痛苦的莫过于觉得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上。这令我每天挣扎不已，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让个人野心盖过真正的同情，我就出卖了灵魂。”不少战地记者往往要面临道德困境，在开展战地报道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先完成报道任务还是选择第一时间开展救援。著名的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拍摄《饥饿的苏丹》时，不仅要面临自身道德拷问―是要帮助小女孩赶走秃鹰还是先完成摄影作品，还要面对作品发表后意想不到的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不堪重负的他在伦理争议和煎熬中选择了自杀。此外，战斗结束后会对战士以及平民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战地记者的采访有可能对采访对象产生“侵扰悲痛”或“二次伤害”，有些报道活动会遭到采访对象较为激烈的拒绝，这给战地记者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即使是完成工作后也会使其产生较为严重的抵触心理。
三、战地记者的心理防护研究
根据国内一项关于媒体工作者灾难报道后的压力评估调查数据，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对自己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不知情，对于近14%的罹患率，只有不到2%的人接受过心理咨询和辅导。对于战地记者而言，罹患心理创伤的风险和几率更高，需要更好地做好心理防护。这里主要从个人与媒体机构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个人层面的防护与准备
对于战地记者而言，面对残酷的战场环境，需要提前做好个人层面的防护与准备。这其中，首先要做好所赴战区基本情况的了解，对国情民情、战场环境、潜在的危险进行信息准备。有针对性地准备防护器材、衣物、干粮以及应急药物等。要对极端环境下的采访器材和通讯器材进行准备和测试，确保关键时刻能够第一时间传递出信息。其次，可以请有战地采访经验的记者给新人传授经验，使其做好心理准备，培养积极的心态。再次，战地记者应该熟悉和掌握新闻审查、嵌入式报道、新闻伦理等相关知识，确保能够灵活地应对军方与当地民众。比如，战地记者在报道战争真相时，需要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塔利班对西方战地记者采取格杀勿论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认为西方记者的报道倾向于美国等西方媒体。最后是战地记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自我心理调适和自我放松的能力。在此，可以借鉴美军对参战士兵战斗压力调适的5R原则，即再保证（Reassure）、休息（Rest）、补充（Replenish）、恢复（Restore）和返回（Return）。当遇到心理创伤和压力时，要告知自己属于正常现象，进行合理的休息和补充，对采访活动保持自信，保持与团队以及后方的沟通，并能及时返回岗位，同报道团队战友重聚。经过必要的压力控制训练后的战地记者其适应与恢复能力将更强。
（二）媒体层面的培训与支持
从媒体机构层面来看，对于战地记者的首要支持在于提供专业的培训和准备工作，减少其风险和困难。研究发现，引入军队战斗技能与战场心理训练以及“恶劣环境和紧急救援”等项目的培训对于支撑战地记者的采访报道活动，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借鉴和依托军队的培训体系对战地记者进行培训。当前美军采取的战前训练方案是“勇士过渡”（Warrior Transition）计划。在3周的时间内，训练内容包括格斗术、团队发展、急救与核生化恢复、武器操作、体能测试、爆炸装置与未爆军火处理等。我国著名的战地记者邱永峥在赴阿富汗采访前，专门去武警特警学院进行了战场自我保护等相关培训。此外，可以借鉴英国广播公司（BBC）开设“恶劣环境和紧急救援”训练项目，在室外模拟环境对记者进行实战化训练。此项目训练为期一周，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训练记者在极端环境下如何求生并确保自身的工作与生活状态；第二阶段是培训记者在极端情况下学会自救与心理调适；第三阶段是培训记者在特殊情况下给受灾者提供有效的救助。
除了专业培训外，媒体机构帮助战地记者开展压力评估、进行心理疏导以及帮助其摆脱新闻伦理困惑等都有助于预防和减少记者的心理创伤。比如，媒体机构可以要求战地记者将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修订版事件影响量表存在手机中，当感觉到存在心理障碍时可立即进行测试评估；媒体机构内部也可设立心理咨询小组，对战地记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支援。对于战地记者容易遇到的“伦理困境”，建议使用“中间人”方法展开，对于不便采访的对象，寻找与受访人关系亲近且熟悉事件过程的人代替记者进行提问或代替采访对象回答。这样的采访方式可以减少“侵入感”，避免“侵扰悲痛”情况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