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文化人也包括传媒的记者和编辑。《重庆晨报》是一家“都市报”类型的报纸，完全靠广告和市场销售维生。在该报副总编何房子看来，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2002或2003年，大概有个七、八年的时间，至少在重庆，记者的收入与其它行业相比，还是比较高的。就拿我们报来说吧，1997、1998年，我们报社一个好的记者，每个月能拿一万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2003年之后，都市报之间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各报纷纷扩张，大批招聘记者，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同时由于记者增多，人多粥少，同业竞争也加剧，所以记者收入便开始降低。现在重庆四家都市报中，好的记者每月平均能拿六、七千块钱，多的能拿七、八千块钱，而比较差的记者，如见报率很低的记者，新闻线索很少的记者，月收入可能从几百块钱到千把块钱不等，至于那些没有完成基本工作量的记者，甚至拿不到什么钱。”
但不知为什么，即使是收入不错的文化人，也爱自称“无产者”。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人被称为‘亭子间写稿先生’，其中的一些高级文人，如巴金、靳以等人，可以算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买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黄包车夫，星期天可以下馆子，此外，文化单位里编辑以上的文人，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一大批自由报纸的高级文人也是中产阶级，但刚刚进入上海的那些‘愤青’则算不上中产阶级，鲁迅周围的那些人，如胡风、萧红、萧军等人，也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的激进化实际上与他们经济水准的低下、以及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打不开局面的情况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被鲁迅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一些文人，像梁实秋、林语堂，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境界是鲁迅周围的那些‘愤青’们在上海这个城市努力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达不到，他们才转而愤世嫉俗。过去我们一直不肯说这个事，但今天我们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政治上、思想上的激进究竟缘何而来。”
但是，也有例外。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保守的穷人和激进的富人一样，文化人的政治倾向也不完全取决于他的生活状况。有时，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也会使一个生活优裕、温和稳健的艺术家拍案而起。
朱学勤也承认，鲁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鲁迅的收入肯定是中产阶级的收入，但鲁迅却有着明显的左翼政治倾向。
张广天也认为自己是个例外。“我是一个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无产者’，”他微笑着，露出了“烟黄的牙齿”，“2000年前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非常突出，非常严重，民间因此产生了左翼情绪，我导演的《切・格瓦拉》不过是迎合了这种情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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